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袁春希

观·察

葛兆光通过对日本史学的阅读比较了中日历史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中日历史研究者背后问题意识和关怀的不同。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强调国族意识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天下国家到现代中国直线式的连续性，葛氏称赞的日本史著作则明显走向了另一种诠释的方向：强调日本历史形成的外来性与杂糅性，尤其是从不同区域解构作为现代民族的“日本”的概念。

——袁春希

穿过历史峡谷的追问

文/袁春希

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多有写日记的传统，相比于高文巨册的作品，日记流露出的心绪和喟叹往往比后来刻意构建的文本更接近“真实”。有的人愿意在日记里敞开心扉，也有人把日记作为为后世“立言”的一部分。无论是《且借纸遁》还是在日本旅居期间所著的《东京札记》，阅读葛兆光的读书日记与阅读他的学术专著时，我们能获得相似的体验——他都能以简洁有力的笔触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学术史的背景下给出老练的评价。然而，日记中的葛兆光却有着在其他地方少见的身不由己被历史裹挟的困惑，以及在不同文本与文化比照间的自省。

《东京札记》

葛兆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写作《且借纸遁》的时代背景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梳理其中葛兆光所阅读的书目，除了禅宗、佛教、中外关系、边疆之外，还有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陈冠中的《盛世》和赵鼎新的社会理论研究。对这些书的阅读寄托的是葛氏对自身成长和未能回应的时代的追问。在《东京札记》中，葛氏借助熟悉却并未真正深入了解过的学术资源，重新锚定了自己和身后中国学术的位置。借助作者访学与读书的轨迹，读者得以用他者的眼光理解东亚世界历史意识敏感而微妙的差别，以及观念差异背后所构成的思想资源如何形塑了当下东亚国家的民族身份以及现实中的危机。

一

在全球史、东亚的现代性讨论、历史分期的讨论新意迭出的今天，从《宅兹中国》以来，到刚刚上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葛兆光一直主张以历史事件、物质和观念的流动、族群迁徙交融呈现出的勾连状态来反映历史本身的多元交织，去超越被局限于民族主义、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这些简单定义的历史。从葛氏在不同场合对欧美中国学写作的鼓励推崇以及对日本东洋史研究兴致盎然的引介，都不难看出葛氏的追求。他既希望展示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涌动的丰富乃至复杂的思想资源，又试图勾勒出一个界限清晰、认同绵延至今的古典中国，而这个古典中国却又有着明确的边缘与中心，足以成为现代中国的前奏。

上文所述的葛兆光的追求并不是新鲜的尝试。如果以超越国境线的历史书写而言，以离散人群为主角的历史人类学的尝试走得更深更远，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与反思也更为彻底。以物质交流、知识观念流变为核心的全球史学视角下的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民族史学所不能折射的光泽与魅力。在葛兆光关注的日本学界中，东亚海域史、欧亚视野以及帝国史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叙述主体的传统史学研究。葛氏的尝试是区别于这种潮流的，如果忽视了葛氏写作背景中东亚世界的暗流涌动以及旧有的政治秩序难以掩饰的裂缝，忽视了今天世界范围内历史学逐渐从一种学院体制中的学科成为大众政治和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忽视了葛兆光这种看似过时的“追求”背后的错位和良苦用心。

在看似发散乃至琐碎的《东京札记》中隐藏着葛氏希望更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意识。这与他对异域历史作品的阅读和推介，与他对明清更迭之际《燕行录》的阅读是相似的，他渴望在他者的眼光中建构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未被发现的中国。

今天的中日史学界的关系早已不复往昔陈寅恪所言的“群趋洋人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今天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于中国学界最大的启示也不再是明治以来史学对于史料、少数民族语言、新出史料的周密考证以及战后历史学对于社科理论的精到运用。日本史学对于自身历史的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反复展开，以及超越历史叙述与国族记忆对日本人的再定义与改造，是葛氏在《东京札记》中回味沉吟最久之处。战后的日本史学逐渐摆脱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在日本民主化的背景下，如饥似渴般吸收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形成了“历史性格”“秩序结构”等精到的观察工具，使得以政治史为主轴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战后曾经被迫中止活动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影响下，日本历史学界在历史分期、日本的国家性质、日本的近代化内因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无独有偶，1957年由向达提出的中国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也关注了相似的主题。

如果不能把日本战后史学放入战后思想界的激变以及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就难以理解日本历史学家在这种知识共同体中的使命感与公共关怀，只会把这种追求理解为一种“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的所谓“绝学”。例如，西嶋定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东亚世界论”所针对的就是战后日本政治家对明治以来日本在亚洲地区所酿成的灾难的毫无反悔。

二

如果要勉为其难给《东京札记》这本小书概括出一条线索的话，那就是葛兆光通过对日本史学的阅读比较了中日历史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中日历史研究者背后问题意识和关怀的不同。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强调国族意识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天下国家到现代中国直线式的连续性，葛氏称赞的日本史著作则明显走向了另一种诠释的方向：强调日本历史形成的外来性与杂糅性，尤其是从不同区域（日本列岛、东亚海域、关西关东文化的差异）解构作为现代民族的“日本”的概念。尤其是葛兆光多次引介的两位战后史学家村井章介与网野善彦，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都在某种程度上要把曾经在历史上与地理上被当作隔离的日本列岛，放进东亚世界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定义，而不是再以某种身份和文化符号理解何为日本。

在《东京札记》中，葛兆光列举了几部与中国相关的东洋史著作，并对冈本隆司的《中国全史》等作品提出了批评。这些著作大多采用了村井章介和网野善彦的方法论，即在地域交错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史和世界史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起源。葛兆光指出了《中国全史》这部普及性作品不少知识性错误以及异想天开式的解读，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日本战后历史学者的影响——在世界史的背景下重新书写东亚世界，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中国。曾经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东洋史学者注意的是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历史互动，而在欧美全球史的风潮下，这种观察的单位已经转移到物质交流、文化的移植乃至各种各样边缘地带的离散人群。这种转变是日本传统的“东洋史”逐渐褪色变成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必然结果。

葛兆光在《东京札记》中分享的冈本隆司的《中国的诞生》、岩井茂树的《朝贡、海禁、互市》与中国学界曾经热衷的讨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回响与共振。这两本书前者关注的是朝贡体系到万国公法的世界转换中，现代中国诞生的过程，而后者则试图从明清两代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变迁，解释中国从宗主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相对于这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的起源”这一话题花样翻新但是多为旧瓶装新酒的解读，日本学者没有国人内在的认同与世界秩序失范的焦虑，给出了一种更为历史主义的答案。他们所关注的都是具体政制与政策的变动以及政策中的个人反应。在这种变动过程中，无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都在利用熟悉的政策或是文化资源，诠释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差异”。葛氏也意识到中日学者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微妙的不同：日本学者关注的是从领土、制度（国际法）层面上诞生的现代中国；而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则浮现出两个面相，一个是作为政治体的中国，另一个是文化心理与认同上的中国，后者作为想象所延伸出来的“天下”，依旧是前者难以割舍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意识形态建构和凝聚边疆族群认同的重要来源。所谓的“多元天下观”只是一种潜藏于典籍的理想化的政治设计，本质依旧是在世界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差异化治理模型而已。

在梳理了当代中日史学的差异以及背后驱动的内在焦虑之后，葛兆光对于日本史学临渊羡鱼般的阅读与期待，也许难以完全成为今天中国历史学者实践乃至追逐的目标。尽管历史学是以史料阐释作为学科的立身之本，但是在今天的东亚，历史潮流愈来愈成为一种打磨国家间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无往不利的工具，历史学家也难逃意识形态与学院派规训的牢笼，这也使得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尽管拥有无数解释的工具，比如全球史、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看似是在对所谓民族史观和线性叙事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叛，但是由于战后东亚历史的遗产过于沉重，最终依旧是援引看似时髦的理论，沦为一种不再新鲜的知识生产。而这种知识生产，又借助大众媒体与出版业，使得战后东亚世界短暂和解的成果不断地成为被质疑与唾弃的对象。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葛兆光对于中日前辈学者的惺惺相惜，以及对于在国内看似“离经叛道”的观点（比如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和村井章介的《古琉球》）带有宽容与善意的理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东亚各国都已经接受了作为以工业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作为特征的“现代化”，但是讲述各国历史的语言与符号，以及形塑彼此形象的权力知识，依旧距离“现代”文明相当遥远。

三

今天作为国民记忆的一部分，公众教育中的历史学，与作为使历史学家寄身其中的学术建制和研究的历史学之间有着一段相当暧昧和遥远的距离。历史学家既有义务使自己的研究证成前者，同样也有责任使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在真实与神话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在涌动着各种历史情境和被实践过的政治秩序的东亚世界——冷战终结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受益者乃至主导者仍然未变，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界依旧存在。在这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之下，产生出一种与西欧所奠定的“有限政府—财政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终结的叙事分庭抗礼的冲动。而加州学派将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视作一种对技术和地理因素祛魅的偶然因素之后，发明出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模式的冲动变得尤为激烈。然而这一切并非凭空发明，而是来自历史和传统中那种使东亚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自信。

在《东京札记》中，我们不难看见葛兆光对这一种叙事的隐忧与怀疑。尤其是在东方主义盛行的学界，曾经在“进步/落后”二分的视野下被放弃的东亚传统政治制度，在创造性转化乃至正名之后，成为了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名正言顺的传统和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重要一极。作为历史学家的葛兆光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再创造背后的野心与国家权力介入的可能。他称之为与“自我东方主义”相对的“逆向东方主义”，这种思潮的背后依旧是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只不过文明的变成了在宁静的田园中以德治和天下制度独立走向现代文明的东亚，野蛮的是早早建立了“财政—军事国家和商人—政治联盟”的欧洲。直到后者打破了前者田园牧歌般的宁静，被迫接受了强加的文明和秩序。而批判西方所打造的政治秩序的学者们，推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赋予传统的德治和礼教与欧洲的法律、制度对立乃至直接替代的浪漫想象，乌托邦化和刻意模糊其中的破坏性与强制性的“朝贡—天下体系”，以此作为建构一个迥然于衰落的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新型方案。

面对这种潮流，葛兆光保持着相当的冷静与距离，他深知这种尝试与想象的不切实际和学理解释上的重大疏忽。他对日本的新左派学者柄谷行人等人的思想有着相当的警惕，却与战后思想家丸山真男与其弟子渡边浩有着亲切感。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都以文献释读作为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底色，都以18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作为自身所处的传统应该接续的归宿。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与历史时差——自身所处的文明是怎样被卷入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作为中介的知识分子又借助了哪些精神资源去理解新的观念与冲击？作为思想史家他们面对“历史的残留物”时，都如同病理学家一样，对样本保持冷感，不被温情与敬意误导，更不会目的论地把现实曲解为历史的必然，去发明一种传统来方枘圆凿般地演化传统。他们关注的是思想自身既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又演化并自我修正的过程。丸山真男以“古层”“执拗的低音”来解释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选择性吸收。葛兆光也勾勒出了明清以来中国知识人对世界知识的追求，和传统思想中认识外部世界的曲折与文化观念上的阻挠。回答这一切的，是来自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进步和文明的理解。因此，他们都对那种包含了某种纯粹并本质化的定义有着相当的警惕，无论是战前日本的“近代的超克”，还是今天左派学者强调的“东亚内部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