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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渐渐远去，在一岁将尽的时刻，又一年的新周刊中国年度新锐榜即将发布。每个人的2024年，都有属于自己的刻度，每个人对2025年，都有属于自己的希冀。站在新旧交替的此刻，制作人、监制、策划人，也是中国年度新锐榜推委会主席谭飞，讲述了他眼中的2024。2024年是裂变之年、迭代之年。我国经济仍处在缓慢爬坡阶段，但确实是往上走的，只不过进程比较缓慢。影视行业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大，2024年电影总票房数据要比2023年差很多。此外，微短剧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影视行业，年轻人似乎更愿意沉迷在对短视频的碎片化观影之中。我感觉在这个时代，凡是需要孕育、需要投入时间成本的事情，都在逐渐成为边缘化的行业。大家越来越喜欢短平快，希望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效率最大化，因此，一切都在讲求性价比，讲求平替。过去，父母会觉得玩手机、玩电脑是不务正业，但现在父母刷手机比年轻人还要上瘾，隔一会儿就给你转来一条短视频消息，我感觉很多人的大脑都被格式化了。很多微短剧纯粹就是在贩卖情绪价值，不需要烘托，不需要背景介绍，一上来就把情绪浓度拉到最大。包括很多电影也是这样，花一张电影票钱买几种情绪价值。不过，今年还是有几部亮眼的电影，譬如《好东西》。这是一部让你感受到与时代保持呼吸同频的电影，非常当下、非常新鲜。这并不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呈现男女关系中的不卑不亢，甚至可以作为公民素养的某类标尺，正常人都不会觉得被冒犯。今年真的非常有幸有这样一部作品。年初的《周处除三害》也很好，电影所提供的情绪价值，全都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这种电影才是好的，而不是在电影里伪装出几种情绪价值，简单包装一下就匆忙拿出来贩卖。今年的影视剧《边水往事》很好，用我们四川话来讲，有点像怪味胡豆，各种口味都有，十分多元，导演真的很鬼才。其次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剧是《新生》，可能最后两集有点烂尾，但这部剧前面部分完全是奈飞级别的。最近的《小巷人家》也很好，正午阳光终于回归它的优势领域，找一群老戏骨来表演，并给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很多时候人们看剧无非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老戏骨恰到好处的表演正好能够提供这种感觉。所谓怀旧，无非是因为旧的东西能给人提供安全感，看完使人觉得幸福。我觉得今年比较亮眼的文化先锋是付航。他是那种极具摇滚精神的表达者，他的愤怒、他的成长、他的激情，都非常具有感染力。至于网络达人，我推荐了侯天来，侯老师很有观众缘，亲和力很强。他演了很多反派角色，但这些反派都很鲜活，各种细节被他刻画得很生动。其实他一开始并非想要成为网络达人，但看到网络上很多人上传他的视频，于是开始学习上网，学如何拍视频、发抖音。套用李安导演那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来形容，有点像“老年天来的网络奇幻漂流”。巴黎奥运会上年轻一代运动员的表现也十分亮眼，尤其是郑钦文，她的性格、形象、气质都非常有国际范儿。前段时间，郑钦文在网球赛现场叫粉丝闭嘴，放在过去的年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动员脾气有点大，但现在大家不会这么想了，觉得这样有话直说很好。包括她说她跟球员不是朋友，都是对手，也很直率。在镜头面前，她从来没有刻意呈现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象，而是棱角分明地展示自己的个性。时代确实不一样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像郑钦文这种个性鲜明、自信十足、略带一点侵略性的年轻人，无疑十分契合当下的时代情绪。

观·察葛兆光通过对日本史学的阅读比较了中日历史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中日历史研究者背后问题意识和关怀的不同。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强调国族意识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天下国家到现代中国直线式的连续性，葛氏称赞的日本史著作则明显走向了另一种诠释的方向：强调日本历史形成的外来性与杂糅性，尤其是从不同区域解构作为现代民族的“日本”的概念。——袁春希穿过历史峡谷的追问文/袁春希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多有写日记的传统，相比于高文巨册的作品，日记流露出的心绪和喟叹往往比后来刻意构建的文本更接近“真实”。有的人愿意在日记里敞开心扉，也有人把日记作为为后世“立言”的一部分。无论是《且借纸遁》还是在日本旅居期间所著的《东京札记》，阅读葛兆光的读书日记与阅读他的学术专著时，我们能获得相似的体验——他都能以简洁有力的笔触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在学术史的背景下给出老练的评价。然而，日记中的葛兆光却有着在其他地方少见的身不由己被历史裹挟的困惑，以及在不同文本与文化比照间的自省。《东京札记》葛兆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写作《且借纸遁》的时代背景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梳理其中葛兆光所阅读的书目，除了禅宗、佛教、中外关系、边疆之外，还有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陈冠中的《盛世》和赵鼎新的社会理论研究。对这些书的阅读寄托的是葛氏对自身成长和未能回应的时代的追问。在《东京札记》中，葛氏借助熟悉却并未真正深入了解过的学术资源，重新锚定了自己和身后中国学术的位置。借助作者访学与读书的轨迹，读者得以用他者的眼光理解东亚世界历史意识敏感而微妙的差别，以及观念差异背后所构成的思想资源如何形塑了当下东亚国家的民族身份以及现实中的危机。一在全球史、东亚的现代性讨论、历史分期的讨论新意迭出的今天，从《宅兹中国》以来，到刚刚上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葛兆光一直主张以历史事件、物质和观念的流动、族群迁徙交融呈现出的勾连状态来反映历史本身的多元交织，去超越被局限于民族主义、现代性和欧洲中心主义这些简单定义的历史。从葛氏在不同场合对欧美中国学写作的鼓励推崇以及对日本东洋史研究兴致盎然的引介，都不难看出葛氏的追求。他既希望展示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涌动的丰富乃至复杂的思想资源，又试图勾勒出一个界限清晰、认同绵延至今的古典中国，而这个古典中国却又有着明确的边缘与中心，足以成为现代中国的前奏。上文所述的葛兆光的追求并不是新鲜的尝试。如果以超越国境线的历史书写而言，以离散人群为主角的历史人类学的尝试走得更深更远，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与反思也更为彻底。以物质交流、知识观念流变为核心的全球史学视角下的东亚世界，呈现出了民族史学所不能折射的光泽与魅力。在葛兆光关注的日本学界中，东亚海域史、欧亚视野以及帝国史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以民族国家作为叙述主体的传统史学研究。葛氏的尝试是区别于这种潮流的，如果忽视了葛氏写作背景中东亚世界的暗流涌动以及旧有的政治秩序难以掩饰的裂缝，忽视了今天世界范围内历史学逐渐从一种学院体制中的学科成为大众政治和社会动员不可或缺的工具，也就忽视了葛兆光这种看似过时的“追求”背后的错位和良苦用心。在看似发散乃至琐碎的《东京札记》中隐藏着葛氏希望更新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意识。这与他对异域历史作品的阅读和推介，与他对明清更迭之际《燕行录》的阅读是相似的，他渴望在他者的眼光中建构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从未被发现的中国。今天的中日史学界的关系早已不复往昔陈寅恪所言的“群趋洋人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今天日本东洋史学界对于中国学界最大的启示也不再是明治以来史学对于史料、少数民族语言、新出史料的周密考证以及战后历史学对于社科理论的精到运用。日本史学对于自身历史的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反复展开，以及超越历史叙述与国族记忆对日本人的再定义与改造，是葛氏在《东京札记》中回味沉吟最久之处。战后的日本史学逐渐摆脱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在日本民主化的背景下，如饥似渴般吸收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形成了“历史性格”“秩序结构”等精到的观察工具，使得以政治史为主轴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战后曾经被迫中止活动的历史学研究会的影响下，日本历史学界在历史分期、日本的国家性质、日本的近代化内因问题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无独有偶，1957年由向达提出的中国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也关注了相似的主题。如果不能把日本战后史学放入战后思想界的激变以及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中，就难以理解日本历史学家在这种知识共同体中的使命感与公共关怀，只会把这种追求理解为一种“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的所谓“绝学”。例如，西嶋定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东亚世界论”所针对的就是战后日本政治家对明治以来日本在亚洲地区所酿成的灾难的毫无反悔。二如果要勉为其难给《东京札记》这本小书概括出一条线索的话，那就是葛兆光通过对日本史学的阅读比较了中日历史的不同发展路径，以及中日历史研究者背后问题意识和关怀的不同。中国历史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强调国族意识和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天下国家到现代中国直线式的连续性，葛氏称赞的日本史著作则明显走向了另一种诠释的方向：强调日本历史形成的外来性与杂糅性，尤其是从不同区域（日本列岛、东亚海域、关西关东文化的差异）解构作为现代民族的“日本”的概念。尤其是葛兆光多次引介的两位战后史学家村井章介与网野善彦，虽然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都在某种程度上要把曾经在历史上与地理上被当作隔离的日本列岛，放进东亚世界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定义，而不是再以某种身份和文化符号理解何为日本。在《东京札记》中，葛兆光列举了几部与中国相关的东洋史著作，并对冈本隆司的《中国全史》等作品提出了批评。这些著作大多采用了村井章介和网野善彦的方法论，即在地域交错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史和世界史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起源。葛兆光指出了《中国全史》这部普及性作品不少知识性错误以及异想天开式的解读，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日本战后历史学者的影响——在世界史的背景下重新书写东亚世界，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中国。曾经以宫崎市定为代表的东洋史学者注意的是以国家、民族为单位的历史互动，而在欧美全球史的风潮下，这种观察的单位已经转移到物质交流、文化的移植乃至各种各样边缘地带的离散人群。这种转变是日本传统的“东洋史”逐渐褪色变成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必然结果。葛兆光在《东京札记》中分享的冈本隆司的《中国的诞生》、岩井茂树的《朝贡、海禁、互市》与中国学界曾经热衷的讨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回响与共振。这两本书前者关注的是朝贡体系到万国公法的世界转换中，现代中国诞生的过程，而后者则试图从明清两代外交与贸易政策的变迁，解释中国从宗主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相对于这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的起源”这一话题花样翻新但是多为旧瓶装新酒的解读，日本学者没有国人内在的认同与世界秩序失范的焦虑，给出了一种更为历史主义的答案。他们所关注的都是具体政制与政策的变动以及政策中的个人反应。在这种变动过程中，无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都在利用熟悉的政策或是文化资源，诠释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差异”。葛氏也意识到中日学者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微妙的不同：日本学者关注的是从领土、制度（国际法）层面上诞生的现代中国；而中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则浮现出两个面相，一个是作为政治体的中国，另一个是文化心理与认同上的中国，后者作为想象所延伸出来的“天下”，依旧是前者难以割舍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意识形态建构和凝聚边疆族群认同的重要来源。所谓的“多元天下观”只是一种潜藏于典籍的理想化的政治设计，本质依旧是在世界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差异化治理模型而已。在梳理了当代中日史学的差异以及背后驱动的内在焦虑之后，葛兆光对于日本史学临渊羡鱼般的阅读与期待，也许难以完全成为今天中国历史学者实践乃至追逐的目标。尽管历史学是以史料阐释作为学科的立身之本，但是在今天的东亚，历史潮流愈来愈成为一种打磨国家间身份政治与文化认同无往不利的工具，历史学家也难逃意识形态与学院派规训的牢笼，这也使得今天的历史学研究尽管拥有无数解释的工具，比如全球史、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理论，看似是在对所谓民族史观和线性叙事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叛，但是由于战后东亚历史的遗产过于沉重，最终依旧是援引看似时髦的理论，沦为一种不再新鲜的知识生产。而这种知识生产，又借助大众媒体与出版业，使得战后东亚世界短暂和解的成果不断地成为被质疑与唾弃的对象。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葛兆光对于中日前辈学者的惺惺相惜，以及对于在国内看似“离经叛道”的观点（比如冈田英弘的《日本史的诞生》和村井章介的《古琉球》）带有宽容与善意的理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东亚各国都已经接受了作为以工业资本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作为特征的“现代化”，但是讲述各国历史的语言与符号，以及形塑彼此形象的权力知识，依旧距离“现代”文明相当遥远。三今天作为国民记忆的一部分，公众教育中的历史学，与作为使历史学家寄身其中的学术建制和研究的历史学之间有着一段相当暧昧和遥远的距离。历史学家既有义务使自己的研究证成前者，同样也有责任使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在真实与神话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在涌动着各种历史情境和被实践过的政治秩序的东亚世界——冷战终结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受益者乃至主导者仍然未变，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边界依旧存在。在这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之下，产生出一种与西欧所奠定的“有限政府—财政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终结的叙事分庭抗礼的冲动。而加州学派将工业资本主义的诞生视作一种对技术和地理因素祛魅的偶然因素之后，发明出一种东亚式的现代化模式的冲动变得尤为激烈。然而这一切并非凭空发明，而是来自历史和传统中那种使东亚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自信。在《东京札记》中，我们不难看见葛兆光对这一种叙事的隐忧与怀疑。尤其是在东方主义盛行的学界，曾经在“进步/落后”二分的视野下被放弃的东亚传统政治制度，在创造性转化乃至正名之后，成为了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名正言顺的传统和阐释多元现代性的重要一极。作为历史学家的葛兆光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再创造背后的野心与国家权力介入的可能。他称之为与“自我东方主义”相对的“逆向东方主义”，这种思潮的背后依旧是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只不过文明的变成了在宁静的田园中以德治和天下制度独立走向现代文明的东亚，野蛮的是早早建立了“财政—军事国家和商人—政治联盟”的欧洲。直到后者打破了前者田园牧歌般的宁静，被迫接受了强加的文明和秩序。而批判西方所打造的政治秩序的学者们，推出的解决方案则是赋予传统的德治和礼教与欧洲的法律、制度对立乃至直接替代的浪漫想象，乌托邦化和刻意模糊其中的破坏性与强制性的“朝贡—天下体系”，以此作为建构一个迥然于衰落的西方的世界体系的新型方案。面对这种潮流，葛兆光保持着相当的冷静与距离，他深知这种尝试与想象的不切实际和学理解释上的重大疏忽。他对日本的新左派学者柄谷行人等人的思想有着相当的警惕，却与战后思想家丸山真男与其弟子渡边浩有着亲切感。这一方面因为他们都以文献释读作为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底色，都以18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作为自身所处的传统应该接续的归宿。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与历史时差——自身所处的文明是怎样被卷入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作为中介的知识分子又借助了哪些精神资源去理解新的观念与冲击？作为思想史家他们面对“历史的残留物”时，都如同病理学家一样，对样本保持冷感，不被温情与敬意误导，更不会目的论地把现实曲解为历史的必然，去发明一种传统来方枘圆凿般地演化传统。他们关注的是思想自身既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又演化并自我修正的过程。丸山真男以“古层”“执拗的低音”来解释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的选择性吸收。葛兆光也勾勒出了明清以来中国知识人对世界知识的追求，和传统思想中认识外部世界的曲折与文化观念上的阻挠。回答这一切的，是来自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对进步和文明的理解。因此，他们都对那种包含了某种纯粹并本质化的定义有着相当的警惕，无论是战前日本的“近代的超克”，还是今天左派学者强调的“东亚内部现代性”。

沈黎晖一如既往地戴着那副大黑框眼镜，一身起褶子的白衬衣外套着一件藏蓝色的针织衫，身子舒展地靠在椅背上跷着二郎腿，不时搓一搓刘海。今年生意并不容易。即便是他自己操刀的国内第一大独立音乐厂牌——摩登天空，还能守住线下演出市场行业的龙头位置，但他自己都说，今年的业绩稍逊于去年。2023年明显是线下演出的“大年”，行业归因为“报复性消费”，国内的音乐节、演唱会市场的消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据《2023年中国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去年国内2000人以上的大中型演唱会、音乐节演出场次0.56万场，与2019年同比增长100.36%；票房收入201.71亿元，与2019年同比增长373.60%。但2024年，市场剧变。几个月前的一场活动上，摩登天空的副总裁沈玥曾感慨，今年下半年，国内音乐节的票明显没有上半年和去年好卖。摩登天空还能保持基础的票房，使得近5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0%，但综合多位业内人士的看法，国内大约只有10%~15%的音乐节项目可以挣到钱，能挣到的也是微利。很多前几年跟风入场的主办方，投入的资金尚未回本，音乐节场次仍较多，但消费已过了最热阶段。仅今年5月，郭富城、光良两位明星的演唱会分别宣告延期、取消，郑钧等摇滚巨星的拼盘演唱会，在举办前也临时通知取消。很多乐迷根据售票信息，猜测官方给出的“不可抗力”原因背后，是演唱会票房不佳。能够顺利举办的主办方，也多是抱着尽快回本的心理，演出体验感问题进一步凸显。有乐迷自嘲买了较远的低价区音乐节票，是“电视机观演位”。沈黎晖也承认，如今包括摩登天空在内的大部分音乐节，只能保证观众“吃饱、喝足”，不能保证“吃好、喝好”，他也想“满足观众最朴素的愿望”。但无奈成本越来越高，音乐节成风的直接后果就是艺人的高度同质化。头部艺人等同于票房保证，也使得几年前已经占到总成本50%~60%的艺人费用，因为争抢，进一步被拉高了。摩登天空旗下最受欢迎的乐队，也多是其他音乐节品牌的座上宾。“这一方面证明我们的人选是对的，持久的是更有作品生命力的艺人。”沈黎晖说。但摩登天空也“深受其害”，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这部分金额比几年前高了2~3倍。但谁都无法否认以音乐节、演唱会为主的线下演出市场在未来的商业价值。这被称为“行走的GDP”，也是各个城市拉动消费的一个新引擎。被行业广为传播的一个例子是刘德华2024巡回演唱会成都站，现场观众累计超过5.2万人次，其中跨城的观众占65%，拉动综合消费5.4亿元。而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已经是中西部地区最大“票仓”的四川，通过线下演出拉动综合消费总额超65亿元。数据机构灯塔发布的《2023暑期演出市场用户观察》报告显示，跨城用户占比高达68%，对线下经济的拉动尤为明显。据CMMS中国市场与媒介研究数据，线下演出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中，25~34岁的90后与35~44岁的80后占比是最多的，而且都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这是整个社会最核心的消费群体。这也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音乐节、演唱会都会是各个地区重要的文化载体，市场存量很明确。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有能力补位的新人，这成了摩登天空迫在眉睫的事项，以此来解决落地项目的成本问题。沈黎晖说当下最具体的目标就是连接更多的音乐人，不管是国内各个区域，还是英国、日本等几个重点国际市场。但想要做好这种连接，他需要改变自己，还有整个厂牌的秉性。沈黎晖以前是个比较封闭的人，各种应酬应付不来，“就是比较i的人”。“去一趟音乐节，检查完设备就跑，想逃离人群，一场活动下来，一位观众都认识不了。”而如今，他尝试更多地打开自己。公司也和创始人一起放下“高冷”。以前，沈黎晖总觉得摩登天空“最牛”，其他厂牌都不入眼。而现在，他觉得需要和大家一起做音乐。所以，“对抗”同质化就显得如此重要。这几年，摩登天空在很多城市扎根。除了北京总部之外，在上海、昆明、深圳、长沙等城市都设置了办公室，也在当地建立了LiveHouse、艺术空间等，以大量挖掘地方的新秀。海外市场也做出了大的系统调整：从复刻国内音乐节阵容，到先孵化国际音乐人，再让音乐节变成展现内容的舞台。沈黎晖希望，海外的草莓音乐节扎堆的乐迷能不再是华人面孔。这些举措或许可以延展摩登天空生命的长度：十几年过去，如果这家公司国内外音乐节的舞台上，还是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这些“老面孔”，很多乐迷会觉得摩登天空已“不再年轻”。如今，它需要更多新锐，把自己的“摩登感”重新撑起来。摩登天空没有异端圈外人对沈黎晖或许并不熟稔，但你很有可能去过这家公司的音乐节品牌——草莓音乐节，或者看过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这档综艺的参与乐队不少来自摩登天空，也因此曾被戏称为“摩登天空的夏天”。新裤子、重塑雕像的权利、二手玫瑰、痛仰、五条人、大波浪、木马乐队、Joyside等国内热门的乐队和艺术家，都曾在摩登天空的历史上留下数张唱片。目前，摩登天空还服务着超过150组音乐人，其中不乏Matt吕彦良、Click#15、Aflou阿弗娄、DOUDOU等近年来备受瞩目的新兴艺术家。MTA天漠音乐节创始人、《通俗歌曲》杂志主编李宏杰，是沈黎晖认识20多年的老友。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沈在国内的地位就如同英国的理查德·布兰森。理查德成立的维珍唱片公司，是英国最大的音乐厂牌之一，旗下艺人曾经包括性手枪乐队和滚石乐队等。可以想象这样一家公司的氛围，摩登天空的员工都称呼沈黎晖“老沈”。这家公司独栋的写字楼电梯外，贴有“沈黎晖叫我来上班的”字样的贴纸。这样的贴纸在不少人的工位上也可以找到。据员工介绍，“有届草莓音乐节，大家想做点文创，就恶搞了这个。”员工中文身、穿鼻环、衣着个性化的人很多，“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你，没任何限制。”员工Rayray告诉《中国企业家》。好几位员工都把公司Logo或者“草莓音乐节”文在身上，在最可能产生反PUA的职场环境中，出现这种情况多少显得有些荒诞。2022年底加入摩登天空的产品经理Cody，自2007年的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开始，每年都是这家厂牌音乐节的忠实观众。如今，成为公司一员后，她近日歌单中高频出现的歌曲，是沈黎晖二十多年前玩乐队时创作的。曾经在多家大厂工作，Cody习惯了开会时所有人之间“会维持那种表面的和平”。她觉得摩登天空要开放、自由很多：“别人和老沈起争执时，可以直接杠起来、呛起来，大家就一个问题针锋相对。”她刚到摩登天空时，第一次面试，沈黎晖上来就跟她聊了一个半小时“生命颂歌”。他偶尔也会跟人聊音乐与数学的关系，比如古希腊的音乐学习会归类到数学这门学科之下，比如音乐是基于波的共振、音程之间的关系就是频率和频率的叠加。这让你很容易联想到他是那种喜欢思考哲学的人——他会客间书架上的几排书籍，还有办公室身后满满一整墙的书，都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他对书的态度又会将你这种印象解构了。“我不看书，书架上那些我只随便翻翻。”对这个话题，沈黎晖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但在这段对话之前，他刚提及自己曾读过《乔布斯传》，最欣赏的企业家是乔布斯。“那是我这辈子读过的、少有的10本书之一。”藏家熟悉沈黎晖的人都觉得，他投资艺人常常“反财务逻辑”。经历过大厂从初创到上市的变迁，Cody见过互联网公司为提升企业估值，对财务数据的严苛要求——一看ROI不高，项目可能就不做了。“但老沈会花很多时间去投资艺术性内容。”李宏杰感触也一样，觉得沈黎晖像一位藏家，热爱某种音乐就收藏了：“老沈有战略定力，认准的事儿，无论成和不成，都要坚定地去做。”这位“藏家”自己也认可这些说法：“签的时候没有奢望火，而是因为艺人价值的基本盘——有独特的艺术性。”2019年，《乐队的夏天》的冠军新裤子成功出圈，这支乐队也是摩登天空27年前创立时签约的三支乐队之一。尽管摩登天空常常被当作一家青年文化公司，但沈黎晖觉得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会投入大量资金去做那些实验性的音乐，“有的音乐几乎没人听，但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想把它保存下来。”沈黎晖也会因资金问题而焦虑。每当此时，他会想起在漫长的时间轴上，摩登天空艺人在某个时点创造的音乐，常常投射出彼时年轻人的状态，这是一种时代的纪录，这种安慰让他不再那么焦虑。不是每个项目都得把钱收回来，但他也不会允许投资成为无底洞。投资实验性音乐时，他唯一的要求是“不要亏太多”，音乐之外的投资理念也大体相似。在这家公司庞大的谱系中，还有举办独立动画电影周的费那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沈黎晖投它是因为喜欢，不过，对以资本的方式深度介入，他保持审慎：摩登天空从2020年开始成为费那奇的赞助商，经过两年对这家动画公司的了解，沈黎晖觉得费那奇的经营状况可以优化，到2023年才将其收购。今天，费那奇已经接近盈亏平衡。很多沈黎晖的朋友觉得他擅长管理、善于经营，但很难总结出他的商业方法论。口袋音乐的创始人崔忠鹏，认识沈黎晖已超过20年。他告诉《中国企业家》：“2013年，我在北京做第一届梦象音乐节，老沈观摩过后，惊叹我们的安保人员比草莓音乐节还多，而票房却远不及草莓，我就知道自己‘被坑了’。”沈黎晖在意对成本的控制。他在公司最出圈的外号，是新裤子乐队给他起的“大衣柜”，意思是“没把手的柜子——抠门”，但他觉得“这个绰号还行”，就接受了。音乐行业是个讲攀比的名利场。尤其对于艺人来说，不自觉会被之裹挟，但沈黎晖会用比较企业化的思维控制开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否则，很容易大家风光一时，最后公司都不见了，对吧？”他对自己也“抠”。民谣歌手赵雷有一次见他时，拿他打趣：“你怎么开这么破一辆车？”沈也就哈哈一笑。每次跟李宏杰见面，沈黎晖几乎都是在聊音乐，有时吃饭很潦草，随便来两块面包就完事。“从地方生长出音乐节”当下的音乐节“不伦不类”，赚快钱的现象，在近两年尤为突出。被观众吐槽最多的就是“混搭风”，具体体现就在于艺人的拼盘化——嘻哈、民谣、摇滚、流行……主办方只管把知名歌手融合在一起，而不顾彼此受众之间的差异。这导致“一半人在安静听歌，一半人在使劲蹦迪”。今年，一位承办过十几场音乐节的业内人士透露，2/3以上的主办方对于音乐节的阵容、风格要求都大同小异，没有在创新与舞台设计方面多花心思，只想“少花钱，赶紧把音乐节办完”。想要挣脱这种困境，培育新人似乎是唯一的途径。2024年草莓音乐节。来源：受访者沈黎晖需要通过新艺人在用户端有更大圈层的“共振”，那些记忆中零星的片段，是今天一切改变的源头。十几年前，互联网盗版音乐兴起、线下唱片市场冷清、音乐杂志式微。沈黎晖永远记得一个颓丧的日子，自己走进一家咖啡馆，看到邻桌女孩电脑屏幕上有一大堆歌曲，多半来自摩登天空。“她肯定没付版权费！”回忆彼时心情，他苦乐参半。也是在那一刻，沈黎晖强烈感受到摩登天空与普通人之间产生的“共振”。“不管正版、盗版，音乐具有公共属性，它已经变成那个女孩脑海中的旋律，成为她成长的记忆。”对此，沈黎晖的解法是“在地文化”。两年前，他常居长沙时，会常常去一个叫“后湖”的地方走上好几圈，边看小鱼小虾和水草，边打电话：“觉得特别治愈，会忘记走了几公里。”长沙触动了他心中的某种情感，他在当地租了一栋建筑，希望以后把它做成画廊或者艺术空间，就像目前摩登天空在上海做的Modern Sky Lab那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多功能空间，可以办演出、展览、沙龙，汇聚一个地方最有趣的年轻人。“你要是不去长沙，永远不会知道那里的艺人在想什么。”沈黎晖说。原本和娱乐圈划着明确界限的他，如今也会去听艺人的现场，跟他们撸串喝酒、把交情做深：“多年后，这群哥们儿回忆他最闪亮的时刻，往往你在现场，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演出，你生命跟他的连接也变近了。”在地方建一座LiveHouse，最重要的功能是连接本土艺人，沈黎晖希望“音乐节能从地方生长出来，而不是空降”。摩登天空人数并不多，但除北京总部之外，上海、成都、广州、昆明和长沙都设置了办公室，其中上海、昆明已经有了Modern Sky Lab，未来，沈黎晖计划增加到15~20座。自2017年起，摩登天空每年都会发起针对中国新锐年轻人的“Young blood新血计划”，寻求新音乐创作者。摩登天空还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美国MI现代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长期展开合作，挖掘新苗。“新人不是没有，更多是没被看见。”沈黎晖解释道。从去年开始，摩登天空尝试在重量级艺人数量不减、保证票务基本盘的情况下，打破原有两个舞台的音乐节传统，开辟第3和第4舞台，而且交给新人去发挥。垂类音乐节对新人的意义也很大。摩登天空旗下的音乐节，除了大型、综合的草莓音乐节之外，还包括Badhead、MDSK音乐节等另类、实验以及HipHop音乐节，还有根植于云南，聚焦于在地文化的五百里音乐节等。今年，沈黎晖又投资了春游音乐节。小众音乐节的规模化落地，对于一些新音乐人来说，有了更多匹配到相应受众的可能性。“不能再自嗨下去”国际化也在加速。实际上，摩登天空从2006年就开始出海，那年底签约了美国乐队“Arms and Legs”，并于2007年建立了摩登天空美国分公司。在往后的十年中，纽约、西雅图、温哥华、多伦多、赫尔辛基……草莓音乐节在海外攻城略地，但在某个层面上，出海效果并不及沈黎晖预期。起初，海外音乐节的中外艺人比例五五开，观众中还有30%~40%的本地人；后来，摩登天空增加了国内艺人阵容，“票倒是卖得更好，但90%的观众都是中国留学生，不能再这么自嗨下去了。”沈黎晖希望可以把本土乐迷拉过来。英国市场给了他很大启发。海外办音乐节，仅仅输出场景就只能是当下这个结果。还是要先打造国际化艺人IP，再输出场景，让海外音乐节变成呈现多元化内容的一个场域，才能吸引不同背景的受众。2015年，摩登天空有些阴差阳错地与一家英国厂牌结缘。彼时，麦当娜的伯乐Seymour Stein来中国，问沈黎晖是否要购买唱片公司——Liverpool Sound City的股份。当时投融资环境好，沈黎晖回忆，“那正是特嘚瑟、特膨胀的时候，刚拿完一笔投资，又想到有大佬背书，一拍板就投了。”投资一年后，这家英国厂牌的老板提议沈黎晖成立摩登天空英国分公司，他又觉得主意不错。于是有了Modern Sky UK，主营唱片出版、艺人经纪，用的都是英国本土员工。“他们第一年亏损，我又追加了投资，本来以为会无限亏损下去，没想到第二年就盈利了。”沈黎晖说。用他的话形容，后来的故事更加“魔幻”——Modern Sky UK的很多歌曲都拿到了英国排行榜冠军，还被英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媒体之一《Music Business Worldwide》提名为“最佳独立厂牌”。今年，摩登天空进一步深耕英国市场：5月，与全球知名音乐公司ATC Management达成合作协议。后者总部位于伦敦，代理超过60名音乐人，双方将在艺人经纪、代理、演出、营销等多方面展开合作。在沈黎晖看来，这才算是在英国市场——现代音乐工业的发源地扎了根。对于摩登天空来说，日本可能是更大的市场。与英国相似的是，日本也是一个演出市场非常繁荣的国家。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林宏鸣曾表示，东京一年有4万场次演出，上海只有1.6万余场次。沈玥考察完东京后说，这里一个周末的小型演出数量比“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总和还要多。沈黎晖的感觉是，日本的音乐节“要么特别本土，要么特别国际，缺乏混合型音乐节”，在这其中可能可以撕开一道口子。今年11月，摩登天空宣布设立Modern Sky Japan。按照与当地合作伙伴签署的合作协议，草莓音乐节东京站将于2025年举办。沈黎晖最终决定把亚洲地区的内容制作中心整体放在东京：摩登天空可以协同日本的制作人、视觉团队，发掘并培养意向于在国际发展的艺术家，和中国、韩国、泰国，乃至欧美等艺人一起，在各国巡演。27年过去了，他对冗余开支的控制越来越严格，“抠”得也越来越有心法，只是这没影响他继续冒险和折腾。他也做过很多财务层面“错误的决定”——比如早期办《摩登天空》杂志时，盲目预估销量，折本200万元，搭进去北京郊区四套房，员工只剩下两三人。办完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他兜里已一分钱不剩。但那本杂志点燃了一代摇滚乐迷的青春。摩登天空音乐节的诞生，催生了后来不断生长出来的音乐节市场。正是在杂志、唱片生存空间逼仄的日子里，为这家厂牌开辟了一条重生之路。“摇滚教父？那不是‘骂人’的吗？”沈黎晖揶揄道。他并不喜欢外界把自己捧得太高，就好像进了名人堂、身份定格，再没有上升空间。他还在征途中，而且永远不会平坦，但是他再一次找到了值得去放手一搏的目标。

第一次见到李冉，是在2023年平遥电影节入围影片《盛极一时的爱情》的新闻发布会上。干练的表达、严谨的逻辑、精准的语言，与她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形象如出一辙。而彼时作为导演的她，也仿佛一个“辩护人”，在电影的“法庭”上，一本正经地为她的作品陈述一二。“与绝大多数80后、90后一样，主流生活曾经是我的人生目标，但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都能感受到某种冲动，去冲出生活的桎梏，重新找回人生的渴望。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反映我的生活体验……”影展闭幕之后，记者与李冉约在了由古城旧厂房改造的展厅里，与她一起来的还有女主演梁翠珊。正要开始进行采访的时候，展厅里的灯却熄了一半。“咱们要不换个地方？”“就这吧，挺好的。”李冉说。或许昏暗的环境更适合交谈，她的脸上也多了一份尘埃落定之后的松弛，与“辩护人”李冉相比，导演李冉倒是显得自在些。“其实电影在国内首映，我们都挺紧张的，因为不确定有多少观众会喜欢，尽管来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在笔者看来，电影创作大多数都与作者本人的经历和体验有关，李冉也不例外。她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凝练到剧本上，再加上梁翠珊对剧中人物的演绎，二者缺一不可，最终呈现出来这样一部细腻、真实、聚焦当代女性困境与选择的现实主义电影——同时作为导演与演员两人的长片处女作，实在难得。当然，这些经过阐述的语言，不外乎涵盖了一部电影的整体面貌，但不是全部，以至于应邀一同参与访谈的“迷影选择荣誉”评委AG（沈仲旻），也表达了她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亲密关系刻画得非常细节”“我心目中的最佳女主角”。这既是对演员的认可，也是对导演的肯定。人生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吗？电影《盛极一时的爱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蜀乔，在远赴欧洲进修期间，爱上了一位旅居海外的中国戏剧导演。这位30岁的年轻女人，不仅在中国有自己的未婚夫，还有着体面的中产生活，她不得不面临情感的抉择，这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抉择。“如果什么都是规划，那么规划什么也不是。”这是电影里蜀乔的一句台词，也是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中的著名理论。据李冉的描述，这部电影具有自己强烈的个人色彩，蜀乔的身上其实也有她的影子。早年间，李冉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就曾因为兴趣选修过城市规划的课程。在她看来，后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对社会、文化问题都表现出普遍和深入的关注，“规划”实际上研究的就是“不确定性”。而这样的经验在她的剧本里，也成功锚定了蜀乔的大学讲师身份。2012年，李冉本科毕业后，进入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国际法硕士。由于从小就对电影情有独钟，她在留学期间自然而然地迷上了欧洲独立电影。据她回忆，对于每周三四场的电影放映活动，无论是大师经典还是冷门邪典，她几乎一部也不会错过。“如果不是本科毕业后的这次出国机会，我的人生或许会像我的同学一样，回国之后有一份稳定的法律工作，过着‘确定’的生活。”在李冉看来，欧洲的经历让她对理想、家庭和人生规划有了新的认识，也让她开始正视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慢慢地，李冉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渴望成为一名电影人。2015年，李冉从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法学院毕业后，放弃了原本的职业规划，来到捷克布拉格电影学院深造，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露西亚》，其在国内外电影节上获得了许多奖项，这给了她莫大的鼓励。在创作“蜀乔”这样一个角色之前，李冉有一阵子回国后，正准备开启新的人生阶段，可她发现自己在国内的朋友和同学都过着稳定、舒适的中产生活，尤其是有了家庭和孩子的女性。从聊天中，李冉感受到她们身上有种想要去突破一切的冲动，只是碍于拥有的太多而无法轻易地迈出去。“无论到什么年龄阶段，人生还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吗？”这是蜀乔的困惑，同时，这样的困惑也时常令李冉着迷——人在最后做出选择之前内心的那种暗流涌动，是她想要去表达的核心。事实上，在李冉从一个法学硕士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之前，她与电影“暧昧”了10多年之久，如今能够大大方方地与电影“相爱”，于她而言是最理想的状态。“拍电影或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但唯一确定的是，电影能够让我为之付出终生，我得习惯与不确定共存。”李冉说。电影从来都不是一种“确定”的艺术“我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要不是找到了她，这部电影不一定会拍。”看上去很笃定的李冉，面对记者的盘剥，终于吐露了她曾经的犹豫与担忧。“其实每一次挑选演员之前，我对自己的剧本和人物，都没有足够的自信，刚写完剧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比较焦虑，害怕选不到合适的女主。”李冉说，许多“强剧情”的电影更基于文本，演员只需要完成角色分内的任务，而她的电影更基于呈现，也就是剧情要为演员服务，作品的完整与否，取决于人物是否成立。在李冉看来，如何让表演本身成为全片最大的特点，是最重要的事情。“想要还原人物的真实，需要演员的身上有一种‘钝感’，电影从来都不是一种‘确定’的艺术。”为了追求这个目标，李冉花钱找了选角团队，收到了不少的投递，其中也不乏很多知名演员。不过李冉告诉她的团队，只接受愿意来现场参加试镜的演员。“我试镜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跟演员聊天，试题上只有两行字，写着年龄和社会关系，全靠即兴。”李冉喜欢自然、真实的表演，然而在她看来，许多演员为了与导演想要的角色贴近，会提前做很多功课，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角色被分析得非常透彻，一旦试戏就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找到“专业的素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导演李冉。（图/受访者供图）“蜀乔是谦逊、平和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当她在爱情的邂逅中逐渐变成另一个自己的时候，才有打动人的力量。”李冉回忆道，“当翠翠（梁翠珊）来到选角现场试戏的时候，我立刻就被她征服了，我需要一张新面孔来赋予这个角色以生命。”严格的导演，加上严格的选角团队，最终也没能难倒梁翠珊。在她看来，蜀乔是一个“勇敢”的女性，这也是最打动她的地方，“我很喜欢即兴的表演，所以其实并没有想太多，而是用身体的本能去共情”。实际上，稍微了解一下梁翠珊的经历，就会发现并不简单。她曾经师从法国小丑表演大师菲利普·高利埃（Philippe Gaulier）。非传统戏剧的表演方式，更加需要演员有很强的即兴能力，好随时应对观众的喜怒哀乐。后来，最让李冉意想不到的是，自己一眼就认定的女主，竟然是街舞大赛的battle冠军，那是另一种纯粹用肢体表达情绪的“修炼”。“‘确定’的表演，或许是一种表达角色、有效外化的方式，内心活动是无法视觉化的，更不可能用语言或旁白来呈现，不过通过氛围和动作，也可以传递情绪，这样的时候，越放空反而会越自然。”梁翠珊说，“当然，放空并不代表完全放飞自我，否则过犹不及。”据李冉回忆，在后来的电影摄制过程中经历过不少困难，然而，支撑她坚持下去的核心动力，就是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员，这给了她克服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只要不放弃，宇宙规律就还在在电影《盛极一时的爱情》最后一个片段里，蜀乔离开了“过去”的生活，与她的恋人一同前往布拉格，男友趁她睡着，中途下了大巴，离开了她。蜀乔靠在车窗上没有醒，大巴从一片迷雾里驶出，这时，一缕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电影到这儿便结束了。影评人AG（沈仲旻）描述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被那种诗意、克制、绵长的意境深深地击中了。在她看来，一部电影不一定非要展现完整的因果，人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电影也可以呈现在下一个大的转折发生之前所有那些潜在的变化。“人生的剧本每时每刻都在反转，即便你选择静止，你也要被动接受变化，当然，你也可以创造变化。”这是李冉在剧本中为蜀乔写的一段话，只不过借着男友的口说了出来。这段话既是写给蜀乔的，也是写给她自己的。“我不喜欢圆满的结局，生活是一个持续不断向前的过程，时刻都是有希望的。”对李冉来说，生活与电影是一种互相“取长补短”的关系，她把生活中的感悟放在电影里，同时也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一点点地补全自己。采访的时候，李冉坦言自己对一切的要求都很高，梁翠珊下意识补了一句“是非常高”，以至于李冉把自己在电影学院时找老师借设备遭到嫌弃的糗事说了出来——之所以被嫌弃，是因为她要事无巨细地检查很多东西，以避免“不确定”的事故发生。从心理学上看，万事俱备的另一面，总是安全感的缺失，事实也确实给李冉上了一课。在2020年肆虐全球的疫情中，她带着演员横跨中国北京和捷克布拉格，面对随时降临的停机风险，经历了无数次的提心吊胆和惊喜意外之后，李冉反倒释然了。“或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哪怕准备得再缜密，也会有预测不到的事情发生。”对李冉来说，拍电影让她坦然接受了“不确定”，无论是对蜀乔做出选择之后的“不确定”，还是对自己的人生走向电影导演之后的“不确定”，都变得更加“清晰了”。“有时候做出选择、付出努力之后，具体会到达什么样的程度，谁也不得而知，但是当你不放弃的时候，宇宙的规律还是在的。你勇敢地迈出去，做得更多一点，相信命运之神、电影之神迟早都会来的。”李冉说。